回顾五十年来我国的哲学，它经历了崎岖曲折的历程，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建国初期，为了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为了给予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及时的、必要的思想武装，党和毛泽东同志积极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和宣传，不仅重视哲学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运用，而且也重视新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有计划翻译出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的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哲学界也热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时期，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和冯定等哲学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建立各个分支学科，逐步形成一支哲学研究队伍。1955年3月，《哲学研究》杂志在潘梓年的主持下筹备创刊，通过办刊物，联络团结哲学工作者并从中发掘人才。在这个基础上，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创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时逢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
1957年6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仅阐明了真理发展规律，而且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个道理，毛泽东又指出：“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相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390、391页）这一方针的提出，对整个哲学这门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理论上懂得掌握真理发展的规律和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是一回事，而实际上去实现这个任务却又是另一回事。就是说，要在学术领域中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是极其困难的。在1957年到1966年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问题，如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和关于生产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热烈的争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讨论中也存在一些偏向，主要是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常常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造成某些不良的后果。
1966年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哲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学术机构和科研队伍都遭到严重的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真可谓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理论，显然“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失误，就其世界观根源来说，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离。因此，党和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在1978年6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重新提出和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所讲的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思想路线。
2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创立之际，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祖国的各项事业迎来了春光明媚的季节。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理论界迅速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哲学恢复了它应有的尊严，获得了新的生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研究事业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取得研究成果最多的时期。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已走过了整整20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状况。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哲学所在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1977年至1997年底的20年间，哲学所研究人员共出版877部著作，发表论文5000多篇。近十年来，研究所出版的专著作、译著和大型工具书，每年都达到40－50部。其中，部分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或对学科建设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哲学所不仅出了许多科研成果，还培养了一批哲学专业人才。到1998年，共招收研究生294人，其中博士生106人，硕士生188人，还为社会输送了一批素质良好的哲学专业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哲学所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通过承担重点项目、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迅速成长起来，一些中年学者已成为本学科领域带头人或科研骨干力量。
20年来，哲学所在科研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也得到了一些国际学术组织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多次邀请哲学所派代表参加它所举办的学术会议，世界哲学协会接纳哲学所为团体会员。1979年以来，哲学所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到1996年，哲学所已接待来访的外国学者144批，人数达420多人；哲学所研究人员出访的有205批，约320多人次。很多外国著名哲学家到哲学所进行访问、座谈和作学术讲演。哲学所几次组团参加世界哲学大会。近十多年来，哲学所与台湾、香港、澳门的哲学界建立了广泛联系，进行了互访，举办了多次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此外，哲学所还主办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双边哲学讨论会，大大促进了对外学术交流。
20年来，中国社科院特别重视和努力办好哲学刊物，充分发挥刊物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哲学研究》是全国性的哲学专业理论刊物，创刊至今已有四十五年的历史，但“文革”期间一度被迫停刊，1978年初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复刊，重新与读者见面。从1978年6月起，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哲学研究》编辑部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年的6月20日到21日，《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北京地区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会。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此期间，编辑部同志精心组织文章，引导讨论逐步深入；组织撰写评论和答读者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澄清理论是非，起到了一个哲学刊物在理论争论中应起的作用，为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哲学所主办和所代管的各个学会办的刊物还有：《哲学译丛》、《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世界哲学年鉴》、《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与文化》、《西方哲学史研究集刊》、《逻辑学集刊》和《道德与文明》等。这些刊物多年来在发表哲学成果、开展学术讨论及介绍国内外哲学研究新成果、新动向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此外，1980年到1996年哲学所及代管的10多个学会主办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280多次。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当代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加深刻的变化，大大加快了生产社会化的步伐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从理论上研究和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例如，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过程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解决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研究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新旧格局交替中的国际关系；探讨发展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分析和批判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等等。尽管这些问题都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的性质，不是光靠哲学工作者所能回答的，但是，哲学思维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也将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主导性学科、基础性学科。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既是确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这一主攻方向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本身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伦理学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现实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相关，应当着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导向及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中的一些难题。因此，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九五”期间的重点学科；确定“中国当代伦理研究”为“九五”期间的重点扶持学科。
哲学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应该而且能够回到实践中去。因此，在强调加强哲学理论本身的基础研究的同时，也需要有一些哲学工作者参与某些实践课题的研究，这既可为哲学研究汲取丰富的经验材料，又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研究和思考的正确方法，更好地实现哲学应有的改造世界的功能。
应当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细致地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同社会层次的人们的活动方式、交往状况、利益需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从现时代的高度，揭示当代人的问题的实质和文明发展的趋势，反映当今社会对人的深切关注，才能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跃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文化问题已成为世界上各个思想流派、学术派别普遍关注的课题，进而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一届大会的主题便是“哲学与文化”。会上，东西方各派哲学家虽然观点不同，争论激烈，但却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因此在闭幕时一致宣称：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正逐步地移向文化问题。近十多年来哲学发展的情况，已证实了这个论断。文化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重视，哲学研究重心的这一重大转移，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根源。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挑战，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人本身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凸现出来。因此，归根到底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不过是集中地反映了对人的关注。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我们感到，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有必要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透视未来文化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研究文化问题，同时，也通过文化研究来重新认识理解实践范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哲学被称为智慧之学。人类在哲学探索中力求在整体上把真理与价值、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真正的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并非纯粹的知识体系，它还要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理想、信仰和价值导向。因此，哲学就其反映现实的特点和特殊功能而言，有其他任何学科所无法取代的干预现实的作用。哲学家是以这种特殊方式来关注现实世界，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作用的。
作为当代的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必须注重以现实问题研究来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入；要善于梳理理论界出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观点、思潮，勇于探索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前人未有的新思想、新理论。
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对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应注意把现实问题的研究，同各学科的基本建设结合起来，根据突出主攻方向，及促进各学科共同繁荣的原则，依托和发挥哲学原有的学科优势，继续加强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外哲学史的研究以及科技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要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积极成果，并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创造，争取推出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并能代表学科发展最新水平的力作。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两者统一于实践之中。毛泽东历来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又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他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强调的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从哲学上来讲，也就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既作为检验真理（即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准，也作为价值关系的实际确定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现在，我们仍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深入理解唯物史观中真理观和价值观统一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和解决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进一步确立共同理想和价值观，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哲学是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重视哲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大有希望。哲学工作者应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振奋精神，坚持不懈地工作，为哲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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